少有人走的路《自我分析》
自我分析的可能性与合意性
大多数主动要求分析的患者，迟早会认识到并承认诚恳表白内心的必要性。毋宁说，我指的
是这样一种表白：就像作曲家在音乐中，不由自主的表达自己的感情那样，几乎不受患者本人自觉的支配。若自己内部的因素妨碍表达，作曲家决然无法开展工作，创作不出作品。同样，患者的努力一旦遇到“抗拒”，即使他有良好的合作意愿，成果也会变得难以产生。但是，他能够自由地表白自我的周期越是频繁出现，他就越有能力解决他本身的问题。
我常常告诉患者，分析师就如同登山运动中向导的作用。他本人也不太肯定走哪一条路，因为尽管他拥有登山经验，但他并未攀登过这一座特定的山峰。这一事实说明除了分析师的能力外，决定一例分析时间长度和结果的，是患者的建设性活动。
患者的心理活动在分析疗法的重大意义，常常在如下时刻得到揭示：若患者处于不良状态中，分析就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不得不中断。这时，患者与分析师都对取得的进展感到失望。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他们却可能因患者有相当大稳定的改善而惊喜。如果详细检查后表明，他的境遇中没有任何变化可以解释这种改善，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把它视为分析的滞后效应。
滞后效应也在很多其它的情况下出现：在会话中，我们可能迟迟未领会别人的一个玩笑或话语的真实含义。
滞后效应暗示着患者内部经历了某种心理活动，但患者本身却未意识到，或至少并未作过自觉决定的努力。
在生活中，傍晚还困难的某个决定，在睡过来以后，就有可能变得云开雾散。白天察觉不到的怨恨，一夜之间就可能强烈的浮现到意识层面，使我们在大清早五点钟突然惊醒。
事实上，每一位分析师，都凭这些心理活动的潜流来操作。这种凭借隐含在一个教条中，即如果“抗拒”被清除，分析就会如愿进行。
也许，我还应该强调它的积极方面：患者渴求解脱的激励越强烈、越少受阻，他表现出来的活动就越有创造力。但是，无论我们强调消极方面（抗拒）还中积极方面（激励），潜在的原则都是相同的：通过消除障碍或引发充分的激励，患者的心理能量就会被激发出来，并生成材料，最终导致进一步的洞察。
自我分析难道不可行吗？
从更广泛的相关范围看，这可算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我们能认识自己吗？
令人振奋的是，我们发现人们一直把这个任务视为切实可行，尽管困难重重。
然而，古人看待这个任务与我们看待这一任务之间，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我们知道，尤其自弗洛依德的基本发现以来，这一任务比古人所能想象的绝对要复杂、困难得多――事实上，它是如此困难，以致单纯严肃提出这一问题就已像一次深入未知地域的冒险。
事实上，相信认识自己是轻而易举之事，这是一种错觉、一种一厢情愿的信念，是对认识自己确实有害的幻想。
自然分析是一个艰苦、缓慢的过程，必须会使我们遭受痛苦与挫折。
有经验的分析师绝不会受这种乐观情绪的迷惑，因为他太熟悉患者在能够如实地面对问题之前，可能要承受的那种艰难的、有时令人绝望的战斗了。
分析师会更愿意倾向于相反的一面，即全然否定自我分析的可能性。
他会提出论据，证明患者只有重新体验他孩提时的欲望、恐惧、才能够摆脱障碍；若任由患者自行其是，他充其量只能取得一些无效的、“纯理智的”洞察。
分析师不相信患者能凭本人的鼓励，强烈得足以凭其自身来克服遍布自我认识道路上的障碍。
我要强调这一点，在每一例精神分析中，使患者达到某一目标的激励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事实上，自我分析的可行性，随它的强度而定。
弗洛依德认识到，严重明显的神经症的苦楚可以提供这样一种激励。但如果这种严重的苦楚从没存在过，或者在治疗期间消失，看起来就不知所措了。
或者，患者对分析师的“爱”可以成为另一种激励，但是，这种爱不指具体的性满足，而是满足于接受并利用分析师的帮助。但是，却有这样一种患者，他在很大程度上有取悦分析师的倾向，包括他们愿意或多或少不加批判地接受解译，也包括他们试图表明精神分析取得了进展。这种做法并非由于他们对分析的“爱”促成，而是患者用以减轻他对别人害怕心理的手段和广义上他应对生活的方式，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更加独立自主的方式做到这点。一旦患者觉得受到了拒绝或批评――他就会把自己的切身利益置之不理，整个精神分析活动也就成了分析师与患者的怨恨和报复作斗争的战场。比这种不可靠的激励几乎更重要的是：分析师必须失败它。不顾本人的愿望、单纯按别人喜好办事的趋势，是患者产生障碍的相当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要对它进行分析，而不是利用 。
所以，弗洛依德认识到的唯一有交往激励仍然是患者力求摆脱严重、明显苦楚的愿望；而且，正如弗洛依德正确地断言的，这一动机的作用并不长久，因为它必定会随着症状的减轻而成比例地减小。
也许有人认为，假若把消除种种症状看成精神分析唯一目标，这种激励是可能足够的。
我们单说患者应该恢复得能够工作和享受，但不对这两种能力加以一定的界定，那是毫无意义的。有能力进行日常工作，还是创造性工作？
我本人认为，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方式理解分析的目标：
使一个人免于内在的束缚，使他的最佳潜力得到自由发展。
从这个目标看过去，就足以使激励这个问题彻底变了个样。
只要患者有内在的激励，只要这种激励足够强大，能够发展他所具有的任何官能，能够使他实现即有的潜力，能够使他把握自己――用尽可能简单的话说就是，只要他有成长的激励，那么即使他可能必须不时的经历种种严峻考验，以积极的方式建立目标，也还是具有实际价值的。
如果一个人有志于认识自己的障碍的根源，如果他能够克服自己在认识这些根源时的抗拒，他就能在某些方面比局外人更好地观察自己。毕竟，无论白天黑夜，他都是他自己，魂魄不相分离。在自我分析的契机方面，他可以与一位时刻不离患者的聪明护士相比。分析师每天充其量见患者1小时，分析师有更好的观察方法，有更清晰的观察与推断视角，但护士有范围广泛的观察机会。
这一事实构成了自我分析的重要财富。自我分析对心理学知识的要求，比分析他人的要求要低，而且，我们根本不需要为分析其它人必须的策略技能。自我分析的关键难题不在这些方面，而在于使我们对无意识力量视而不见的感情因素。主要困难在感情上，不在理智上。
成功进行过自我分析的患者从经验得知，在分析中对自己一定要无情而诚实，否则只会有害无益。
一个人对自己的内省，若是一种负责任的努力，其终极目标是自我认识和转变，那么，这种内省就是建设性的。
若它本身就是目的，即若对它的追求仅仅在于不加区别地对种种心理学流派的兴趣，就会蜕化为“心理学狂”。
我们可以可靠地认为，这些自我保护的力量，也会在自我分析中运作。如果自我观察会导致迄今仍无法容忍的洞察，试图分析自己的人简直就无法把这样的观察做下去。或者，他会以别的方式解释这些洞察，以避开其锋芒。或者，他仅仅迅速而表面化地把他想像为错误的某种态度纠正过来，因而关上进一步调查的大门。所以，在自我分析中，实际危险会比在专业人员操作的分析中更少出现，因为患者本能地知道要避免什么，而分析师，甚至敏锐的分析师都可能出错，可能给患者提供不成熟的解决方案。再者，这样的危险也因为分析中避开的问题过多而只是徒劳无功的风险，不是实际损害的危险。
神经症的驱力
精神分析不仅具有作为神经症疗法的临症价值，而且也具有人性价值，因为它具有帮助人们向尽可能好的方面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精神分析是通过揭露无意识因素的种种具体技术来实现的，通过认识这些无意识，可以获得人格的准确完整的图画。
如果事情看来似乎是有些来自内部的东西防碍了我们的追求，我们就需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无意识动机了。
在任何理解人格的努力中，必要的是发现潜藏在人格中的驱力。在尝试理解受障碍的人格时，必要的是发现那些造成这一障碍的驱力。
弗络伊德相信，种种人格障碍产生于环境因素与受抑制的本能之间的冲突。比弗洛伊德更具理性主义、也更肤浅的阿德勒则相信，它们是由人们用来表明自己高人一等的方法和手段生成。荣格则相信集体无意识幻想，他认为这些幻想尽管充满创造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制造大混乱，因为由它们培育的无意识努力是自觉心灵努力的绝对对立面。我本人的条案是：种种无意识努力居于精神障碍的中心，它们是在面对恐惧、无助和孤立的时候，发展出来以应对生活的。我们曾经把它们称为“神经症倾向”。
神经的倾向是什么？它们的特点、功用、起源是什么？对我们的人生有何影响？我们应该再次强调，它们的基本要素是无意识的。当一个人生成诸多神经症倾向时，他有可能觉知它们的种种效应，尽管在那种情况下，他大有可能认为那不过是他所拥有的一些值得称赞的性格特征。
例如，如果他有神经症性的感情需要，他就会认为这是一种良好、有爱心的性情。
往往，神经症患者对于这些无意识对于他具有如此巨大的支配力的原因所知甚少。
种种神经症倾向的突出特点是它们的强迫性，这一特点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它们不加区别地追求本身的目标。如果一个有强迫性的感情需要，他就务必得到它，无论这种感情是来自朋友还是敌人，雇主还是擦鞋匠。
受强迫性完美需要烦扰的人大都丧失比例感。把桌子安排得完美无瑕、井然有序，就像以完美的方式准备一个重要报告那样完成了对他发出的指令。此外，这样的目标是在最大限度地无视现实与实际利益的情况下被追求的。当一个女人依赖于一个男人的时候，她会把她一生的全部责任都寄托于他，但是，那一特定男人是否完全适合她依赖？她与他相处是否实际上得到幸福？她是否喜欢并尊重他？她对这些问题却全然置之不理。如果一个人有独立而不求人的强迫性需要，他就会拒绝把自己约束在任何人或任何物上，无论他因此而如何毁了自己的一生。他绝不能请求或接受帮助，无论他多么需要它。这种不加区别的情况，对外人而言常常是显而易见的，但当事人却可能置身于迷雾之中。
第二， 是随着它们受挫而来的焦虑反应。……如果由于任何内部或外部原因而使强迫性追求无效，患者就会觉得受到了致命威胁。这一特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说明这些倾向具有安全的价值
神经症倾向具有顽固性、全面的弥漫性。在病症轻微的情况下，神经症倾向确实有可能在被辩认出来后消失。但是在所有复杂的神经症中，这样的期望只是空想，就像希望诸如失业这样的社会问题一旦被认识到就会自动消失一样，纯属一厢情愿的幻想。在每一个实例中，无论社会还是个体的，重要的是研究影响那些生成破坏性倾向并使这种倾向持续下去的力量。
神经症倾向会带来安全感，如果一种神经症倾向得到满足，或者有希望得到满足，这种倾向将愈加难以治疗。
例如强迫完美性倾向或者强迫性谦卑，它们的防卫一方面具有支配性。在其它倾向中，通过奋斗成功而得到的满足感可能十分强烈，以致这种奋斗具有吞噬性热情的特点。
神经症倾向的分类：
1. 对感情和认可的神经症需要
不加区别地取悦他人、讨好他人和希望他人认可的需要；
不由自主地迎合别人的想法；
引力中心在于别人，而不在于自我，把别人的愿望和意见视为唯一重要的事情；
害怕张扬自我
害怕别人的敌意或自我内部的敌意感。
2. 对照管本人生活的“伙伴”的神经症性需要
引力中心完全在于“伙伴”，这个伙伴要实现患者人生的一切期望，并为他的善和恶负责，伙伴成为压倒一切的事情。
过高估计“爱”，因为“爱”被认为能解决一切问题；
害怕被弃；
害怕孤独。
3. 把自己的人生局限在狭小范围内的神经症性需要
理解极少、满足于极少，以及限制追求物质性东西的雄心和欲望的需要；
保持不抛头露面和取次要地位的需要；
轻视现有能力和潜力，以谦卑为最高价值；
寻求节省，缺乏花费的冲动；
害怕提出任何要求；
害怕怀有愿望，害怕张扬扩张性愿望。
如所预料，上述三种倾向往往同时出现，因为它们全部具有自认弱者的需要，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规划人生的尝试。它们是寻求自立自足或负起本身责任的倾向的反而。然而，它们三者并不构成一个症候群。第三种出现时，其它两种未必扮演任何值得注意的角色。
4. 对权力的神经症性需要
为支配别人而支配别人的需要。
通过扮演某种角色而不是通过动力献身于事业、义务、责任；
基本不尊重别人，不尊重别人的个性、尊严、感觉，唯一关切的是别人的服从性；
对同时涉及的诸多因素的破坏程度采取差别极大的态度；
不加区别地仰慕力量，看不起弱者；
害怕无法控制的情况；
害怕孤弱无助。
4a. 寻求通过理智和预见控制自我与他人的神经症性需要
相信智力和理智万能；
否定种种感情力的能力并看不起它们；
给预见和预测赋予极端价值；
在与预见力有关的方面具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蔑视自我内部落后于优秀智力形象的一切；
害怕认识理智的客观局限；
害怕“蠢笨”和错误判断。
这是第4类的一个另类，出现于受抑制太大、不能直接而公开地行使权力的人中。
4b. 意志万能信念的神经症性需要
刚毅感，这种感觉来自对意志神力的信抑。
对任何愿望的挫折都有凄凉反应。
因害怕“失败”而放弃愿望或者限制愿望并撤回兴趣倾向；
害怕认识纯意志的任何局限。
用点笼统的话说就是第4类的一个内向型别类，出现于高度离群的人身上，对这些人而言，直接行使权力意味着与他人太多的接触。
5. 压榨他人、不择手段以求挫败他人的神经症性需要
评价别人主要根据他们是否可榨取或者可利用；
关注各种各样的榨取点――钱（讨价还价成性）、想法、性、感觉；
以拥有榨取技能为荣的虚荣心；
害怕被榨取，因而害怕成“傻瓜”
6. 对社会承认和声望的神经症性需要
万物――无论生物、钱、人、自身的品质、活动、感觉――仅以其声望值来评价；
自我评价完全以公众的接受度为准；
区别使用传统或者叛逆的方式，以激起别人的妒忌或者羡慕；
害怕失去社会地位（“丢脸”），无论由外部境遇还是内部因素引起。
7. 对个人景仰的神经症性需要
自我形象膨胀（自恋）；
个人景仰的需要，不是因本人所有或本人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东西，而是因为想象的自我；
害怕失去别人的景仰（“丢脸”）
8. 对个人成就的神经症性需要
不是通过本人的贡献或者品质，而是通过小动作超过别人之需要；
以成为最佳――最佳情人、运动员、作家、工人――为最好评价自己，尤其在自己的心目中；然而别人的承认也很关键，得不到别人的承认就不满；
各种破坏性倾向（挫败别人之倾向）的大杂烩，这些倾向从来不缺，只有强度的差别；
无情地驱动自我以求更大的成就，尽管伴有弥漫性焦虑；
害怕失败（“丢脸”）
倾向6，7，8的共同点是，一种多少具有某种程序公开的竞争性驱力寻求绝对高人一等。然而，尽管这些倾向可能有重合或者相互结合，但它们却分别存在。例如，个人景仰需要可能与无视社会声望的情形同时出现。
9. 不求人与独立的神经症性需要
绝不需要别人，或者绝不向任何影响屈服，或者绝不受含有被奴役危险的任何东西、任何密切关系约束的需要；
距离与离群是安全感的唯一来源。
害怕求人，害怕约束，害怕密切关系，害怕爱。
10. 对完美与无懈可击的神经症性需要
无情的追求十全十美；
对可能的瑕疵都反思与自责；
因自认完美无缺而觉得高人一等；
害怕在自我内部发现瑕疵或者害怕犯错误；
害怕批评或责备。
可见，以上的追求与态度并没有一个是“变态”或者缺乏人性价值的。
但是，神经症患者的这些追求与态度含义却跟正常人完全不同。
下面是一些归纳比较：
渴望别人的感情，只有在渴望者对别人有感情、觉得与他们有某些共同之处时才有意义。在这一点上，重要的就不单纯在于自己感受到友情，而且也在于自己对别人确实有感情，并且能够向他们表达出来。但是，神经症患者的感情需要却缺乏相互性价值。对神经症患者而言，他本人对感情的感觉，就如他被一群怪物包围时感觉那样无足轻重。准确的说，他甚至并不真正需要别人的感情；他只关注――强烈而紧张的关注――别人不对他做出攻击性的举动。隐含在互相理解、宽容、关怀、同情中的非凡价值，在这样的关系中没有地位。
与此相似，寻求完善我们的天赋和人类官能的奋斗，肯定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如果这一奋斗在我们所有人之中都强烈而持久，世界无疑会变得更加美好。
但是，神经症性的完美需要――尽管可以以相同的词语表达――却丧失了这一特殊的价值，因为它表现的是不求变革的企求完美，或者显得完美的尝试。它没有进步的可能性，因为在自我内部发现有改变的余地会令人恐惧，因而这种事情会竭力避免。在此，惟一真正得到关注的是用戏法把任何缺陷变走，免得授人以柄，并使自己暗中保持高人一等的感觉。正如神经症的感情需要的情形那样，这个人本身就缺乏主动参与。这种倾向不是一种主动追求，而是对一种虚幻现状的静态坚持。
以上的例子足以证明，神经症的种种追求，可算为对与它们相似的人类价值的滑稽模仿。它们缺乏自由、自发性和意义。它们包含虚幻成分，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它们的价值仅仅是主观的；它们的价值在于多少带有孤注一掷的安全性许诺和解决一切问题的许诺。
还有另一点应该强调：种种神经症倾向不仅空有万般它们所仿效的人类价值，而且，它们甚至代表不了患者的需要。例如，如果患者把一切精力投入社会声望或者权力的追求中，他就可能相信他真正想要这些目标，但实际上，正如我们看到的，他只是因为受到了逼迫而想要它们。这仿佛是他坐在飞机上而相信飞机是由他驾驶的，但实际上飞机却由遥控引导。
关于神经症倾向如何决定患者的性格以及影响他的生活？
首先，这些追求使他觉得有必要生成某些辅助性态度、感觉和诸多行为。
如果他的倾向是追求无限独立，他就渴望隐状态和退隐，小心警惕要闯入他隐私区的东西，并培养出一些拒人于某一距离的技巧。
如果他的倾向是寻求压缩人生，他就会谦卑，免提要求，并随时准备向任何比他更有攻击性的人屈服。
此外，神经症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认为他本身现有或者应有的形象。所有神经症患者在自我评价方面，都明显地不稳定，在膨胀和压缩自身形象之间摇摆。
神经症倾向不但对患者的自我评价具有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影响他对别人的评价。
追求声望的人仅仅根据别人得到的声望来评价他们：他会把一个得到较高声望的人置于自己之上，而看不起一个声望较低的人，无论这样做有没有价值。
有强迫顺从的人，极有可能不加区别地仰慕在他看来有实力的东西，即使这种“实力”只是由古怪或者无耻的行为构成。
强迫性压榨别人的人，可能觉得一个甘受压榨的人有点讨人喜欢，但也鄙视他。他会认为一个强迫性谦卑的人要么是傻瓜，要么是虚伪。
具有强迫依赖的人，可能满怀醋意地盯着强迫性自足的人，觉得他自由而无所禁忌，尽管后者实际上只是有了不同的神经症倾向。
最后，我们要在此讨论一个后果，是由种种神经症倾向造成的诸多抑制。这些抑制可能是限定型的，即涉及某种具体行为、感觉或者感情，具有诸如阳痿或者打电话抑制等形式。或者，这些抑制可能是弥散性的，涉及全部人生领域，如自我张扬、自发性动作、提要求、接近别人等。
具体的抑制通常处于自觉的层次。各种弥散型抑制尽管更加重要，但鲜有形迹可寻。如果它们变得十分强烈，患者可能笼统地觉知自己受到抑制，但辨认不出抑制发生在哪个具体的方向上。另一方面，它们可能十分微妙隐蔽，以致患者并不觉知它们的存在和后效。
患者对抑制的知觉可能受到各种方式的遮蔽，其中最常见的遮掩方式之一是合理化：一个在社交聚会中抑制说话的患者可能因此而觉知自己受到抑制，但他也可能只相信他不喜欢聚会，认为聚会烦人，从而找出很多正当理由来拒绝邀请。
由于神经症倾向引发的抑制主要属于弥散型。为求清楚起见，让我们把一个神经症患者倾向与一个走钢索者作一比较。为了到达另一端不掉下来，走钢索者必须避免左顾右盼，并必须把注意力贯注在钢索上。在此，我们不会谈及对左顾右盼的抑制，因为走钢索者清楚的认识到涉及的危险，并有意识地避开这种危险。
神经症倾向患者必定同样急不可待地避免任何偏离预定路线的行为，但他的情况有一个重大区别，因为对他而言，这个过程是无意识的，阻止他在为他架设的钢索上摇摆的只是强烈的抑制。
因此，一个抑制而令自己依赖于伙伴的人，本身不做独立的举动。
一个受抑制而趋于压缩人生的人，不会有更不会张扬任何扩张性愿望。
一个受抑制而具有凭理智控制自我、控制别人的神经症需要的人，不会有任何强烈的感情。
一个受抑制而具有强迫性声望需要的人，不会在公众场合跳舞或讲话，或者进行任何有可能损害他的声望的活动；事实上，他的整个学习官能可能已经瘫痪，因为在这些活动的初期，他会显得尴尬，这是不可容忍的。
尽管所有这些抑制各不相同，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在感觉、思维和行为的自发性方面表现出了障碍。如果让我们走钢索，我们所能有的只不过是自发的谨慎罢了。但是，如果有什么东西使神经症患者触犯了他确定的疆界而让他心慌，那么这种心慌的强度绝不亚于走钢索者失足时的体验。
当有互相矛盾的神经症倾向在一个人身上共存时，就引发了冲突。
恐惧症、抑郁之类神经症“症状”的最终根源就是这些冲突。
神经症患者本人会深切地觉察到，有点什么东西根本不对劲，但就是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
他对障碍的根源一无所知，而且在保持这种无知方面，他还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正如前面强调过的，他的神经症倾向对他具有明确的主观价值。
在一此病例中，二次防御可能表现得十分强烈，使任何分析尝试都无法进行。一个人越专心于维持现状，他的防卫就越不可能被穿透。然而，虽然透明度、强度和表现各具特色，但是二次防卫表现出来的是以这种或者那种结合方式出现的“好”、“正确”、“不可改变”主题的简单重复。
现在，我想回到我在本章开始时提到的断言上：种种神经症倾向居于精神障碍的中心。当然，这一断言并不意味着患者最深切地感觉到这些神经症倾向是某些障碍，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他通常不觉知它们是他生活中的驱力。这一断言也不意味着神经症倾向是一切精神病的最终根源；那些倾向是以前种种失调--既已经出现在他人际关系中的冲突--的产物。
毋宁说，我的论点是，整个神经症结构的焦点就是我所称的神经症倾向。它们由人生初期的灾难引发，给患者提供一条摆脱灾难的路，带来一点指望，使他觉得，尽管他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产生失调，但生活还是可以应对的。然而，险些以外，它们还生成种类繁多的新障碍：有关世界和有关自我的幻觉、种种脆弱性、抑制、冲突。它们即是人生初期困难的解决方案，又是进一步障碍的根源。
关于分析的向导性原则，弗洛依德宣称，患者会首先以他呈现在世事中的普通面目出现在分析中，然后他被压抑的追求将逐步出现，先是被压抑得较浅的，然后是被压抑得较深的。
前一章的神经症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具体的线索。它认为，在诸多倾向以及围绕着每一种倾向的结构生成的神经症人格中，存在着数个焦点。简单说来，由此推导出来的治疗步骤是：我们必须发现每一种倾向，每发现一种就深入一步。更具体的说，每一种神经症倾向的诸多含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那些受压抑较浅的含义，首先变得可以触及，那些受压抑的含义随后浮现。
这同一个原则可以用作处理各种神经症倾向本身的步骤。
一个患者可以从表述他的绝对独立和高人一等需要的含义开始，直到晚得多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并处理他的顺从性需要或者他的感情需要的表现。
另一个患者将以公开显示他的爱和认可需要为开端，而他的控制别人的趋势――如果有的话――不大可能在一开始时被触及。
第三个患者从一开始就显示出高度发达的权力欲望。
一种倾向在开始时就出现，这件事并不表明这种倾向的相对重要性或者不重要；
首先出现的神经症倾向不一是最强烈的，即不一定对人格具有最大的影响。
毋宁说，最符合患者的自觉或者半自觉自我形象的那种倾向最先得到明朗化。
如果各种二次防卫――自我合理辩解的手段――高度发达，它们在一开始时就有可能完全支配整幅图画。在这种情况下，种种神经症倾向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变得清晰可见，才可以触及。
患者面临的主要任务有三个：
其一是尽可能全面、坦率地的表白自己；
其二是弄清自己的种种无意识驱力以及它们对他的生活的影响；
其三是培养一种能力，使他能够改变那些防碍他与他自己、与他周围的世界建立良好关系的态度。
全面的自我表露是通过自由联想实现。
自由联想是指患者尽量毫无保留地按顺序表达出出现在他心头的一切东西，无论这些东西是否显得琐碎、离题、不连贯、不合理、零散、不得体、令人尴尬、令人耻辱。
尤其重要的是，患者应该说出他产生的每一点感觉，如喜好、希望、胜利、沮丧、宽慰、怀疑、愤怒等等。
自由联想与我们习惯的思想或者说话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它的坦率与毫无保留，而且也在于它表面上没有固定的方向。
我们正常说话一般是紧扣主题，从多种多样流过心头的思想中选择切合当时情况的东西来表达，即使对密切友人，说话也是有所斟酌。
然而在自由联想中，我们要着力于说出流经心头的一切东西，无论它可能导致什么。
自由联想的目的，就是使分析师和患者都能了解患者的内心是如何活动的，因而最终了解他的人格结构。
自由联想，对某些患者而言，整个联想过程都会唤起恐惧，生成抑制，因为如果他们让每一种感觉和思想在内心自由流动，他们就会越界而涉入禁区。到于哪些特定恐惧被触发，这最终取决于现有的神经症倾向。
例如，有一个人在道德上缺乏主见，不敢独立作出判断。他不习惯于按照自己的创见进行思想、感觉和行动，而是像昆虫伸出触采探测情况那样，不由自主地检查环境，看看环境对他有什么要求。他的想法若得到别人认可就是好的、正确的，若得不到别人认可就是坏的、错误的。
一想到把一切出现在他心中的东西说出来，他也觉得受到威胁，但他的这种感觉却以与别人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他只知道如何反应，不知道如何自然而然地表达――他觉得不知所措。分析师能对他指望什么？他只应该漫无休止地说下去吗？难道分析师对他的梦有兴趣？或者对他的性生活有兴趣？难道希望他爱上分析师吗？而且，分析师认可或者不认可什么？对此人而言，坦率而自发自我表白会像魔法般如来所有这些令他不安的可疑东西，会使得暴露出来的东西可能有不被认可的危险。
自由联想另一个困难在于如下事实；把一切感情和想法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这样做必定会把患者羞于见人和说出来后令他蒙受耻辱的种种品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正如在讨论神经症倾向那一章中提到的，被视为令人蒙受耻辱的那些品性相互之间差异极大。一个以自己的愤世嫉俗、鄙视物质利益追求为自豪的人，如果说出什么违背理想主义性情的东西，就会觉得为难和羞耻。一个以自己的天使面目为自豪的人，会羞于暴露自己的自私自利、不为别人设想的劣迹。当任何自命不凡的东西被抖露出来时，同样的耻辱感也会产生。
另外，即使自由联想过程并不引起患者对分析师的敌意，另一事实也还是存在，即与分析师态度有关的种种害怕心理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挥之不去。他会理解吗？他会责备吗？他会看不起我，或对我不利吗？若我对他本人评论一番，他会感到受伤害吗？若我不接受他的建议，他会失去耐心吗？
就是因为有无限而种类繁多的担心和障碍，使毫无保留的坦率变成这样一种极端困难的工作。种种逃避策略不期而生。
患者会故意略去某些事情不提。某些因素绝不会在分析期间出现在他的心里。有些情感因太过瞬息即逝而不被说出来。有些细节被患者认为过于琐碎而略去。
“推想”取代了思想的自由流转。他会坚持说一系列冗长曲折的日常事件。他可以有意无意地用来试图逃避自由联想的花招几乎说之不尽。
因为，要说出呈现在心里的一切，这似乎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真正做到这样，实际困难极大。这个任务只能大致完成。患者在分析过程中遇到的障碍越大，他就越是变得无所事事。
第二个任务是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的问题，辩认出种种无意识驱力，取得对它们的洞察。
这种洞察可能是对某个完全受到压抑的因素的认识，比如，一个人可能知道，他对自己的人生意义和成就具有远大的理想；同时，他也觉知自己的前景不妙。他对未来有一种笼统的预感，觉得他会在短期内死于某种迫在眉睫的灾难。
然而，他可能从未想到过，这两种态度虽然不同，但表现的却是同一个问题。他也从未想到过这两者会有什么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洞察也许向他表明；他渴望别人羡慕他的独特价值的冲动极其苛刻，但由于他的这一冲动迄今依然毫无建树，他对此深感愤慨，因而对生命本身的价值竟也不屑一顾了。他就像一个冥顽不灵的落泊贵族一样，在面对必须屈尊于较低生活标准的境遇时，宁可结束生命，也不甘心低于他觉得有权预期的东西。因此，他对迫在眉睫的灾难的关切，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寻求死亡的潜在愿望，也部分反映了他对人生的怨恨态度，因为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一个洞察可以给人带来宽慰，此中原因有几个。
从最不重要的考虑说就是，单纯认识此前未知的某个现象出现的原因，这件事本身就常常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智力经历。
更重要的是如下的事实：一个洞察可以向一个人表明他以前的态度似是而非，并揭示他本人的真实感情。当他变得无拘无束地说出他的愤怒、轻蔑、恐惧或者任何此前受到压抑的东西时，主动、活泼的感觉就会取代瘫痪性抵制，他在发现自我的道路上也就迈出了一步。
另外，这样的洞察还可以消除他的紧张。这种紧张是因为他以前必须压抑他的真实感情而产生的。紧张消除以后，原来用于压抑的力量就得到了释放，因此这种洞察可以增加可用的能量。
患者对洞察的第一反应有可能是痛苦而不是宽慰。
消及反应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只觉得它是一种威胁，另一种是沮丧或者绝望。尽管这两种反应看似不同，但它们本质上只有程度的差别。它们都由以下事实决定；患者不能或未能并且不愿望放弃某些基本生活要求。
这些要求如此强硬，如此难以放弃，是缘于这些倾向的强迫性。
例如，一个沉溺于权力的人可以抛弃舒适、乐趣、女人、朋友、但是必须有权。只要他决定不放弃这一要求，对它的任何质疑都只能激怒或者吓住他。这种惊吓反应不仅可以由否定他这一特定奋斗的可行性的洞察引起。
或者，另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遭受到孤独或者与人接触时感到尴尬之苦，但他基本上还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象牙塔，那么一旦有什么洞察向他表明，如果不放弃一个目标，即象牙塔，他就不可能获得另一个目标，即减小孤独，这时他就必定对这样的洞察作出焦虑反应。
只要一个人基本上拒绝放弃自己的强迫性信念，坚持相信，他能够单独通过自己的意志力把握人生，那么，如果有什么洞察表明这一信念是虚构的，这一洞察必定会引发他的焦虑，因为它使他觉得，他所立足的基础似乎从他脚下被抽走了。
由这样的洞察引发的焦虑是患者对呈现出黎明曙光的景象作出的反应。这一景象就是：如果他想变得自由，他就必须改变他的基础中的某种东西。但是，必须被改变的因素却仍然受到深重的防范，对他仍然到头重要，是他应对自我、应对别人的手段。因此，他害怕改变。而且这种洞察也不带来宽慰，而是造成惊恐。
第三个任务是改变那些在他内心干扰他的最佳发展的因素。
这不仅仅意味着行动和行为方面的大规模矫正，例如在公开表现、创造性工作、合作、性功能方面，或者在祛除恐怖症或抑郁倾向方面获得或者重新获得能力。
这些变化，会在一次成功的分析以后自然而然的发生。
可它们并不是基层变化，而是人格内部一些不那么可见的变化的结果，比如：对自己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而不是在自我膨胀与自甘堕落之间摇摆；提高活动、张扬的精神和勇气，而不是了无生气和恐惧；变得能够谋划运筹，而不是放任自流；发现自己内在的引力中心，而不是怀着过度的期望和过度的追求而依赖别人；对人更加友善和理解，而不是心怀防范，充满敌意。
如果类惟的上述变化发生，外显的活动或者症状方面的外部变化就必定会随之而来，而且也达到相应的程度。
分析师的工作大致可以细分为五大部分：
观察、理解、解译、抗拒反应援助、以及一般人性援助
分析师观察患者行为中的一般品质，如离群、温情、刻板性、自发性、违抗性、顺从性、多疑、自信、张扬、怯弱、无情、敏感等等。
患者在表白的过程中，分析师可以得到一些笼统的印象：患者是能够放松还是紧张局促；他是说话有系统、有节制，还是言语散乱、跳跃性大；他说出来的东西是抽象的归纳，还是具体的细节；他是按实际情况随口道来，还是简明扼要；他是自发成言，还是等分析师问了才答；他是墨守成规，还是说出他的实际所想所感。
在更具体的观察中，分析师从患者的谈话中得知他的过去与现在的经历，他与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他的计划、愿望、恐惧、想法等。
其次，分析从观察中得知患者在他的诊所里的行为，因为每一个患者对于收费、时间、躺下以及分析的其它客观方面的安排都有不同的反应。
此外，患者对分析师本人的态度也是多种多样，了无穷尽，其细微的个人差别之多，与在一般人际关系中的情形相仿。
最后，患者在各自的反应中也表现出无数即微妙又明显的踌躇，而这些踌躇本身也能给人以启示。
这两个信息源――患者有关他本人的交待和分析对患者的实际行为的观察――能互相补充，就如在任何关系中的情形一样。
分析师观察的兴趣不集中在患者的一个方面，甚至也不在患者受到障碍的方面，而是必然遍及他的整个人格。由于分析师想了解患者人格的整个结构，由于分析师并不即时知道什么东西关系更大、什么东西关系较小，因此他的注意力必须吸收尽可能多的因素。
分析师的观察，由分析师认识和理解患者的无意识动机这个目的而决定。
分析师的观察结果大部分只是一个由诸多看以毫无联系的项目组成的迷宫。那么分析师是如何得到一种理解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工作可以与侦探小说中的侦探工作相比拟。但是，侦探是要发现囚犯，而分析师并不在意找出患者内心的邪恶的东西，而是试图从整体上了解他，无论善还是恶。
此外，分析师也不是与多个全然处于嫌疑之中的人打交道；他是与一个人心中大量的驱力打交道。这些能力全都处于嫌疑之中，但它们不具有犯罪嫌疑，而是具有引发障碍的嫌疑。
侦探小说中，有些人与侦探一起工作，有些人只是表面上与他一起工作而暗中妨碍他，有些人则明确的想隐藏起来，并在觉得受到威胁时变得具有攻击性。
与此相似，在分析中，患者的某个部分与分析合作――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另一部分希望分析师完成所有的工作，还有一部分则竭尽全力隐藏起来，或误导分析师，并在受到被发现的威胁时变得惊恐，充满敌意。
分析师主要从患者的自由联想中取得对无意识动机的反应的理解。患者通常并不觉知他说出来的东西的含义。
在患者讲述的材料中，如果出现重复的主题或者系列，这将对理解特别有帮助。如果联想的结尾部分总是隐含着证据，以证明患者具有高人一等的智力或合理性，或者证明他大体上是个杰出的人物，那么分析师就会把这种情况理解为：患者相信自己拥有这些品质的信念对患者具有压倒一切的情感价值。
一个不失时机地证明分析对他有害的患者使分析师作出的猜想，不同于一个不失时机地强调他有所改善的患者给人留下的印象。
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害处的证明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伤害和受害的重复言论同时出现，分析师就会开始注意患者内心那些能理解他为什么完全以此种方式体验人生的一大部分的因素，也注意此种态度必然酿成的后果。
由于反复出现的主题能揭示某些典型的反应，因此它们也能提供某种线索，有助于理解患者的诸多经历为什么常常遵从某一固定的模式。例如，他为什么常常满腔热情地开创一番事业，不久后又很快地把它放弃，或者在与朋友或者情侣交往的时候，他为什么常常遭遇同样的失望。
分析师也会在患者的抵触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这样的抵触有多少在患者的病理结构中存在，就有多少必定会显现出来。夸张的情形也是如此。
例如，患者对暴力、谢意、羞耻、怀疑的反应，尽管表面上它们与刺激因素不成比例。这样的矫情总是意味着患者内部潜伏着某个问题，并能引导分析师探寻刺激因素对患者所具有的情感意义。
作为理解的手段，梦和幻想也具有突出的重要性。由于它们是无意识感情和无意识追求的相对直接的表达，所以它们可以为我们开拓理解之路，否则这样的道路是难以为人所见的。某些梦相当透明，但是它们通常使用加密语言，只有在自由联想的帮助下才能被人理解。
患者从合作转向这种或者那种防卫花招的那个特定点，也可以为理解提供另一种帮助。随着分析师逐步发现这些抗拒的原因，他对患者的癖性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有时，患者对抗争的行为支吾搪塞与他如此做的即时原因都是透明的。更觉见的是，发现障碍存在需要敏锐的观察，理解这一障碍的原因也需要借助于患者的自由联想。
有些主题被触及后马上就被患者略过或者放弃，这样的主题同样具有启发性。例如，如果患者严格避免说出对分析师的批判性想法，尽管他本来十分苛刻和挑剔，那么分析师就有了一个重要线索。有关这类型情形的另一个例子是患者不谈论某一具体的事件，尽管这一事件前一天出现并烦扰着他。
解译是某些东西可能令人想到的含义。它们本质上多少有点试验性，患者对它们的反应各异。如果一个解译基本正确，它就会击中要害，并能激起表明它进一步含义的联想。甚至当一个解译仅仅是部分正确的时候，它也可能因此造成新的思想倾向，当然条件是患者必须合作 。但是一个解译也可能引发焦虑或防卫反应。这时，分析师就要理解这些反应，并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
用技术术语说，当患者生成“抗拒”的时候，困难就实实在在地出现了。这时，他有形无形地拒绝合作。他迟到或者忘记预约。他想暂停数天或者数星期。他对共同工作失去了兴趣，只想得到分析师的爱和友谊。
他的联想变得浅陋，只开花不结果，躲躲闪闪。他不检查分析师提出的建议，对这些建议满怀怨恨，觉得受到了袭击、伤害、误解、羞辱。
他可能以强硬的绝望和落空感拒绝每一个帮助的尝试。这种绝境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某些洞察不为患者所接受。它们太令人痛苦，太可怕；它们暗中损害了他那些欲弃还留的幻觉。因此，他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竭力排斥它们，尽管他并不知道他正试图避开造成痛苦的洞察。他所知道的或者他认为自己知道的，仅仅是他受到了误解或者羞辱，或者他的工作徒劳无益。
到此，分析师在分析中大体上都跟着患者走，通过解译引出一种新的倾向、提出一个问题、表达出一丝怀疑等。但是，起头的角色大多数时候都由患者充当。然而当抗拒生成时，解译工作和暗中引导可能就不足以促成患者的带着作用，这时分析师就必须果断地带头。在这样的时刻，分析师的任务，一是辩论出抗拒本身，二是帮助患者认识它。而且他不仅要帮助患者看清自己已陷入防卫战，也要在或不在患者的帮助下找出患者正在躲避什么。
当患者得到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洞察时，例如，当他成功地看到一种神经症倾向，并从中辩论出一种头等重要的驱力时，分析师的积极引导就很可能特别必要。这可能就是收获的时候，以前的很多发现有可能被理出头绪，进一步的旁枝未节也可能变得明显起来。
在这个关键时刻，由于患者生成了抗拒，并试图在尽可能少改变的情况下蒙混过关。他可以用各种方式做到这一点。他可以随意搜寻并说出某种信手拈来的现成解释。或者，他可以用多少有点微妙的方式贬低这一发现的意义。他可以下定决心，试图单纯靠意志来控制这一倾向，尽管这条路使人想到为走向地狱铺平了道路。最后，他可以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探究这一倾向为什么能对他获得如此的控制。于是他就深挖自己的童年，充其量也只能发现一些有助于对根源的理解的相关资料；因为实际上，他是在使用这一深入过去的手段，来逃避认识被发现的倾向对他的现实生活的意义。
上述这些尽快避开一个重要洞察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洞察把他推向剧变的前线。在面对打乱他的整个平衡的必然事件时，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这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但事实依然存在，在这样匆促地后退的同时，他妨碍了这一洞察的深入，因此也糟蹋了它可能对他意味着的好处。在此，分析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先手出击，揭露患者的退缩策略，同时鼓励他详细地检查这一倾向对他的人生造成的一切后果。正如前面提到的，只有在一个倾向的范围、强度、其含义得到充分正视时，它才可能得到应对。
分析师的工作具有知识的特征，用他的知识为患者服务。但他提供比他的专业技能更多的东西。
原因之一，由于他的出现，他给患者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让患者觉知自己对别人的行为。
在其它的关系中，患者极有可能把自己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别人的癖性、不公正、自私、违抗性、不公平、不可靠和敌意上，即使他觉知自己的反应，他也喜欢把这些反应视为由别人激起。然而在分析中，这种因人而异的复杂情况几乎完全不存在，不仅因为分析师已分析过并继续分析自己，而且也因为他的生活并不与患者的生活纠缠在一起。这种超脱性把患者的种种癖性与平时包围着它们的、会把它们遮盖的境遇分离开来了。
原因之二，分析师凭借自己的友善起趣，给患者提供大量可被称为一般人性援助的东西。在某种程序上，这种援助与知识帮助密不可分。
例如，分析师希望理解患者，这一简单事实就意味着他严肃对待患者。
这件事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感情支持，尤其在患者受到明显的恐惧或怀疑折磨，当他的弱点被暴露、他的自尊心受到攻击、他的幻觉受到中伤的时候，因为患者常常与他的自我太过疏离而不能严肃对待自己。
这种说法听起来不那么有道理，因为大多数神经症患者都把自己看得异常重要，无论在他们的独特潜力方面，还是在他们的独特需要方面皆然。
但是把自己看得重于一切，却断然有别于严肃对待自己。
前一种态度来自自我形象的膨胀，后一种态度则与真实自我及其发展有关。
神经症患者往往把自己缺乏严肃合理化成“无私”，或者合理化成一种论点，认为经常考虑自己未免太可笑或者太放肆。对自己根本没有兴趣，这是自我分析的重大障碍之一。
不久后，她记起了主日学校那首曲子的歌词。它声称，无论我们的悲伤有多大，如果我们祈祷，上帝就会帮助我们。她突然看到一个线索，解释了她的其他联想，以及在那些联想之前那种夸张的悲惨之迷：她有一种期望，希望悲痛闹大之后，帮助就会到来。由于她有了这种无意识信念，她把自己弄得比实际情况更悲惨。那可是令人震惊的愚蠢行为。然而，她还是做了，而且经常这样做。她的那次哭闹，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尽管它因偶然事件的出现而消散于无形。她还记得，在数不清的场合中，她觉得自己是全人类中受虐最厉害的人了，直到事后一段事件，她才认识到，其实自己把事情闹得比实际情形要悲惨得多。然而，当她一头扎进这种悲悲惨惨凄凄切切之中时，她的做作真动人，直使人觉得道理全在她那边。这种时刻，她往往打电话给彼得，彼得也常常满怀同情，勉励相劝。在这个方面，她几乎可以完全指望彼得，而彼得也比其他人更能满足她的期望。也许，这是一个比她认识到的更重要的束缚？但是，有时候彼得并不按看到的情况对待她的悲情，而是取笑她，就像她妈妈和哥哥曾在童年时取笑她一样。于是她觉得受到了严重冒犯，与他没个完。
抗拒的根源是患者维持现状的志趣的总和。这些志趣不是--而且必须强调不是--指患者具有维持疾病的意愿。人人都希望摆脱障碍和苦难，在这一意愿的指导下，人人都支持变化，而且希望变化尽快发生。他想要维持的不是＂神经症＂，而是神经症对他证实具有巨大主观价值、在他的心目中保有未来安全感和满足的许诺的那些方面。简言之，患者不希望发生变化的基本因素，是那些涉及到以下诸方面的因素：他的秘而不宣的人生要求，他对＂爱＂、权力、独立等等的要求，他对自己的幻觉，他相对容易地在其中活动的安全区域。这些因素的确切性质，随他的神经症倾向的性质而定。由于我已经描述过各种神经症倾向的特点和原动力，所以我在此不需再作进一步的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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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ack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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