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人走的路《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受到压抑的敌意可能产生焦虑。
儿童压抑自己的敌对心理，许多原因结合方式发挥其作用。它们是：无能为力的感觉、恐惧、爱、和犯罪感等。
儿童的无能为力感往往仅仅被认为是一种生物学的事实。但是三岁以后的儿童，其依赖性会发生一种决定性的变化：从占压倒优势的生物性依赖，转变为包括心理、智力、精神生活在内的依赖。这一过程会到青春期，能够独立生活时为止。
在这一过程中，儿童继续依赖其父母的程度，在不同的人身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这一切都取决于父母在教育其子女的过程中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父母是倾向使子女强壮、勇敢、自立、能应付各种处境？
还是倾向于保护孩子，使他顺从、听话、使他对实际生活完全无知？
在这种不良环境条件下成长的儿童，他们那种孤立无援、无能为力的感觉通常都由于恐吓，由于溺爱，由于始终处于感情上的依赖状态而被人为的强化了。
这样的儿童信奉的格言就是：
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
恐惧可以由威胁、禁令、惩罚，由孩子亲眼看见的暴力场面直接产生；也可以由间接的恐吓产生，例如生活中的各种危险。孩子越是被弄得忧心忡忡，也就越是不敢表现出甚至不敢感觉到任何敌意。
这时候孩子信奉的格言就是：
因为我怕你，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
爱可以成为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父母缺乏对子女的真诚的爱时，他们往往口头上加倍强调他们是如何爱孩子，如果为孩子花费心血。这种环境中的孩子，可能抓住这种爱的代用品不放，不敢有任何反抗心理，惟恐会因此失去做乖孩子所得的奖赏。
这种情况下孩子信奉的格言就是：
我必须压抑自己的敌意，否则我就会失去爱。
孩子担心，任何敌意的表示都可能破坏他与父母的关系。
如果他表示或者感觉对父母的反感，如果他破坏了父母建立的法规，他就会认为自己一文不值，下流可耻。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领域就是一个禁区，不仅性的好奇心和性的活动是受到禁止的，而且如果他沉浸在这种好奇心和性活动中，他就是一个肮脏下贱的孩子。如果孩子心中有任何涉及到父亲或者母亲的性幻想，那么，会使孩子感到罪孽深重。
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格言就是：
我必须压抑敌意，因为如果我感到自己有敌对心理，我就是个坏孩子。
幼年焦虑的进一步发展，并不局限在迫使儿童产生焦虑的环境中，还会发展为一种针对所有他人的敌意与焦虑。
一个孩子越是与他人隔绝，不能丰富的拓展自己的经验，他也就是越往不信任和怀恨的方向发展。最后，一个孩子越是掩盖他对自己家庭的嫉恨，例如通过顺从父母的态度来掩盖，他也就是越会把焦虑投射给外部世界，并因此而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充满危险与恐怖的。
上面种种因素形成的状况，是一种在内心中不断增长的、到处蔓延渗透的孤独感、以及置身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
对个人环境因素所作出的这种尖锐的个人反应，会凝固、具体化为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性格态度本身并不能构成神经症。但是它却是一种合作的肥沃，可能生长出特定的神经症来。
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我们称为：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是不可分割的交织在一起。
患妄想症的患者身上，焦虑被限制在一个或者几个特定人身上。
患有精神分裂的患者身上，则对周围世界中潜在的敌意有过分敏感的意识。甚至敏感得连善意也被视为包藏着敌意。
然而在神经症中，患者对这种基本焦虑或者基本敌意的存在，却极少有自觉的意识；至少，并没有意识到它对于整个人生的分量和意义。
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的基本敌意，可以借一种肤浅的信念来掩饰，即相信人通常都是十分可爱的。
一种藐视一切人的基本敌意，也可以借随时称赞别人而加以伪装。
尽管基本的焦虑涉及到的对象是人，但它却可以完全失去其人格的特征，转变为一种受到闪电雷雨、病菌、灾祸、变质食物威胁的感觉，或者转变成一种命中注定、在劫难逃的感觉。
神经症者需要大量深入的精神分析工作，才能认识到，他的焦虑实际针对的不是细菌，而是人；
他对人的恼怒，不仅仅是对情境做出的恰当反应，而是因为他已经在骨子里仇恨和不信任他人。
基本焦虑在对自己与他人的态度中，有特定的内涵。它意味着情感的隔离和孤独，伴随着内在的软弱，这种情感上的孤独会更令人难以忍受。它意味着自信心的基础十分脆弱，也播下了内心冲突的种子。
一方面，他希望依赖他人，另一方面，由于对他人的不信任和敌意，他又不可能依赖他人。它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感，想把责任都投影仪在他人肩上，有一种被保护受照顾的愿望，但由于基本敌意的缘故，他不信任他人，以致无法实现这一愿望。
我们的文化中，有几种对抗基本焦虑的方式：爱、顺从、权力、退缩。
首先，获得任何形式的爱，都可作为强力手段来对抗焦虑。基本思想是：
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顺从的一般化形式，表现为顺从一切人的潜在愿望，避免一切可能招致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一个人可能压抑他自己的一切需要，压抑对别人的批评，宁愿遭到辱骂不还击，并不分好坏帮助一切人。他们会坚守的相信，这样做是大公无私自我牺牲，以致他们完全放弃自己个人的愿望。
顺从的基本想法是：如果我放弃自己，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权力是凭借实际的权力、成就、占有、崇拜和智力上的优越来羸得安全感。其思想是：
如果我拥有权力，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
退缩是不让他们对自己的外部需要或内部需要发生影响。例如占有物质，用以预防万一出现的天灾人祸，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从他人获得独立的另一种方式，是把一个人的需要缩减到最小限度。
从内部需要中获取独立的方式，可以表现为诸如企图使自己与他人脱离感情上的联系，以便从此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伤害他。它意味着窒息一个人感情的需要，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包括对自己也是如此。
退缩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我向后退缩，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我。
生活中对四种应对焦虑策略的片面追求，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会导致整个人格的萎缩。例如，在要求女人服从家庭和男人的文化中，一个采取顺从的女人，就可能得到安宁和许多次要的满足。但却失去自由与独立与尊重。
事实上，对一个目标的直线追求，却往往并不能成功的实现其目的，因为它所提出的要求是如此过份，如此欠缺考虑，往往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
更常见的是：人们往往同时通过几种不相容的方式，来从一种巨大的潜在焦虑中获得安全感。因此，神经症者就可能同时被自己内心种种强迫性需要所推动，一方面希望统治一切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被一切人爱，一方面顺从他人，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一方面疏远他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爱。正是这些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最常见的核心。
最经常发生的冲突的两种企图，是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
动机和驱力的不同还会造成感觉和行为的不同。如果我们是被一种希望获得满足的愿望所驱使，我们的态度中会包含一种自发性与选择性；但如果我们是受焦虑的驱使，则我们的感觉和行为都带有强迫性，并且有不择对象的特征。
一般来说，对安全感的追求，不仅可以与本能驱力同样强烈，而且可能产生同样强烈的满足。
对安全的追求，同样也包含其它次要的满足。例如，除安全感获得之外，被人爱或者被人赞赏的感觉、取得成功或者具有影响的感觉，也完全可以同时获得极大的满足。
获得安全感的各种不同渠道，可以使累积起来的敌意得到发泄，从而提供了另一种解除紧张的感觉。
有两种驱力在神经症中事实上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这就是：对爱的渴望和对权力与控制的渴望。
如果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状况正如他心目中经常想象的那样，那么他要得到爱应该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通常，他们的感觉印象是这样的：
我所需要的是如此微乎其微，不过是希望他人应该对我友好，应该给我以善意的建议，应该同情和理解我这样一个可怜的、无害的、孤独的灵魂；我只是急切的希望给他人以快乐，并不急切地希望伤害任何人的感情。
这就是他们心目想象所感觉的一切。
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敏感、他的潜在的敌意、他的苛刻的要求是如何严重地干扰了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他也不可能正确的判断他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以及别人对他作出的反应。因此，他自然感到茫然不解，为什么他的友谊、婚姻、爱情、工作、事业都经常令人不满意。他往往把这一切归结为他人的错误，认为是他们不体谅、不忠贞、不道德的缘故，或者就是某些深不可测的原因使他不具备爱大众欢迎的天赋。因此他始终不断追逐爱的幻象。
焦虑和敌意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这样就不难发现神经症患者思维方式中的这种自我欺骗，以及所以遭致失败的原因。神经症患者毫不自知地处在一种既无力去爱，又极其需要得到他人之爱的困境中。
在真正的爱中，爱的感受是最主要的，而在病态的爱中，最主要的感受乃是安全感的需要，爱的错觉不过是次要的感受罢了。
任何形式的爱，都可能给神经症者一种肤浅的表面的安全感。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不相信它，对它表示怀疑和恐惧。如果这种焦虑确实根深蒂固，那么， 任何给予他的爱都会受到怀疑，会立刻被设想来自种种不可告人的动机。
对这种人的爱不仅可能遭到怀疑，而且还可能激发下面的焦虑。这仿佛就是：屈服于一种爱即意味着陷入罗网而不能自拔；神经症患者在开始意识到有人正在给他真正的爱时，往往有一种极大的恐惧感。
最后，爱的证实还可能产生对失去自主性的恐惧。他会蒙蔽自己，不让自己意识到别人是善意与友好的；他会消除一切爱的证据，以坚持认为他人不友好不真诚甚至是心怀恶意的。这种情境，非常像是：一个因饥饿而寻求食物，到手后确因为害怕它可能有毒。
因为，对于那些受自己基本焦虑的驱使，因而不得不寻求爱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的人来说，获得爱的机会微乎其微。产生这种需要的情境，本身就防碍了这种需要的满足。
爱成为病态需要的先决条件是：焦虑、不被人爱的感觉、不能够相信任何爱的状态，以及针对一切人的敌意。
爱的病态需要的第一个特征，是这种需要的强迫性。
只要一个人是被强烈的焦虑所驱动，其结果必然是丧失自发性与灵活性。简单的说，对神经症患者意味着，爱的获得并不是一种奢侈，也不是额外的力量源泉或者欢乐源泉，而是一种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
一种是“我希望被爱，我因为被爱而感到愉快”；另一种是“我必须被爱，为此我不惜任何代价”
一种进食是胃口好，充分享受美食乐趣，在选择上极其讲究。另一种则是因为饿得半死，必须不加选择的胡乱充饥，而且不惜代价。
这种调态度必须导致过高评价被人喜爱的实际意义。实际上，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这一点并不如神经症患者想象的那么重要。只让我们关心的人，必须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人，我们希望获得他的好印象的人喜欢我们，这一点可能更重要。除这些人这外，我们是否被他人喜欢，一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然而，从神经症患者的感觉和行为来看，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幸福和安全，仿佛都要取决于他们是否被所有人所喜爱似的。
他们的愿望不加选择的附着在任何人身上，从理发师到宴会上的陌生人，到一切女人或一切男人。一个问候，一个电话，一次邀请是热情还是冷淡，都可能改变他们整个心情，改变他们对生活的全部看法。
依赖态度也明显表现在神经症患者对待精神分析医生的态度上，利用分析治疗时间来获得对自己的认识与理解，这本来是符合患者自己利益的事情，但患者却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利益而企图取悦于医生，以此赢得医生对他的注意和赞赏。他会浪费大量时间，不绝地的讲他的故事，其目的只是为了从分析医生那里得到一种赞许的反应，或者，他会设法使每次治疗都令医生感到有趣，设法使医生感到高兴并向他表示赞赏。这也清楚的表现出患者对对象不加选择的倾向。
贪婪受焦虑制约这一事实，正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在过度手淫和过度饮食的例子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同样也可以表现在这一事实中，即一旦个人以某种方式获得安全感――获得爱、取得事业成功、从事建设性的工作――这种贪婪就会可以大大减弱或者完全消失。例如，感觉到自己被人所爱，可以突然减轻强迫性购买愿望的强度。一个对任何食物都馋嘴的女孩子，一亘从事她喜欢的职业，也就可能完全忘记吃饭的时间。
另一方面，只要敌意与焦虑得以增强，贪婪就会大大加剧。例如一个人受到冷落，可能不由自主想去大吃一顿。
对占有的渴望、对爱的需要，都是对抗焦虑的一种基本防御机制。
我们很难描述神经症患者对于冷落的敏感程度。约会的延期，长时间的等待，不能立刻得到答复，简而言之，一切不顺心的事情，任何不能顺利实现自己的要求的挫折和失败，都会被视为拒绝和冷落，这种拒绝和冷落不仅会把他们抛回到他们本来的基本焦虑中，而且会被他们认为相当于一种侮辱。
对冷落的恐惧如果剧烈发展，就会避免把自己暴露在任何可能发生冷落和否认中。这种逃避行为的范围，可以从买香烟而不敢要火柴，一直到不敢去找工作。这些人害怕任何可能的冷落，不敢接近自己喜欢男人女人，这种类型的男人往往因为自己必须主动约姑娘跳舞感到气愤，因为他怕姑娘接受邀请只是出于礼貌，他们会认为女人太幸运，不用首先采取主动。
换言之，对冷落的恐惧可能导致一系列严厉的抑制，从而使自己变得胆怯腼腆。这种胆层腼腆有助于保护自己，不使自己在暴露在冷落的拒绝之中；而不被人爱的信念也被用来作为同一种自卫手段。这样，对冷落的恐惧就成了获得爱的一个严重障碍。因为它使别人感觉不到他希望别人关注他。并且，冷落的恐惧激起了敌意，必须使焦虑更加强烈。因此，对冷落的恐惧就造成了“恶性循环”，使人难以逃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恶性循环，可以大致图示如下：
焦虑
｜
对爱的过分需要，包括要求绝对排他的无条件的爱
｜
由于这些要求不能实现而产生冷落感
｜
用强烈的敌意对这种冷落感作出反应
｜
由于害怕失去爱不得不压抑这种敌意
｜
由这种压抑造成一种弥漫性的愤怒
｜
焦虑的进一步增加
｜
对获得安全感需要的进一步增加
……
这样，被用来对抗焦虑获得安全感的手段，反过来又产生出新的敌意和新的焦虑。
这种循环，是神经症中最重要的过程之一。任何保护性措施，除了给人以安全感之外，都可能具有产生新的焦虑的性质。
因为，揭示这一恶性循环及其全部内涵，是精神分析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神经症患者自己是无法把握住它们的，他们仅仅注意到它所造成的结果，觉得身陷罗网，这种感觉是他对自己不能冲破重重困境的一种反应。任何似乎能引他脱困的路，都只会再一次把他置于新的危险之中。
神经症患者能够获得爱的不同方式大致描述如下：
1. 收买笼络
2. 乞求怜悯
3. 诉诸公正
4. 威胁恐吓
收买笼络，可以认为是“我深深地爱你，因此你也应该以爱我作为回报，并为了我的爱许诺一切”，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策略经常被女性采用。
生活中，男人的信念往往是：如果他们希望实现某种愿望，他们就必须在生活中取得成就。女人们则相信：通过爱，而且只有通过爱，她们才能获得幸福、安全和名望。
这种文化地位的差异，造成女性神经症患者比男性更常用爱作为一种策略。
这一类型的人，在恋爱关系中会陷入对对方的痛苦依赖，以致于处于一种特殊的危险之中。
试想，假如一个对爱怀有病态需要的女人，紧紧依附一同一类型的男人，她只要向他逼近一步，他就会向后退缩一步；那她很自然对这种拒斥作出强烈的敌意反应，而她又怕失去他必须压抑这种敌意。然而，如果她有退缩和收敛，他又会反过来追求她以获得青睐；这样，她就不仅压抑她的敌意，而且还得一种强化和夸张的爱来掩盖这种敌意。于是她又会再次遭到拒斥，再次产生敌意，而最后再次产生强烈的爱。而且她会越发相信自然确实被“伟大的爱”所支配。
另一种收买笼络的方式，即通过理解对方，在对方精神事业的发展上帮助对方，为对方解决各种困难，以及通过其它类似的行为来羸得对方的爱。
第二种手段是所示怜悯。格言是“你应该爱我，因为我正在受苦并且无依无靠”
第三种手段是诉诸公正的手段中，其格言是“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事，你将为我做些什么呢？”
在恋爱关系中，答应对方的追求，也可以用来作为日后提出要求的资本。
这种类型的人随时过分的热心准备为他人效劳，而内心却隐秘地期待他人的回报。如果对方并不同意愿意屡他效劳，他就会极大的失望。他们是一种强迫性的慷慨。他们为他人所做的一切，正是他们希望他人为自己做的一切。只有失望给他们带来了刺激，才表明了期待回报的心理事实上确实存在。有时候，他们的头脑有无数人情债，因为他们为他人做出大量的牺牲――尽管这些牺牲实际上毫无用处，诸如通宵未眠之类――但他们总是少记甚至不记得别人为他们作出的牺牲。这种态度往往反过来在患者自己身上发生影响，因为他可能变得极其害怕欠别人的情。
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很可能宁愿以付出痛苦为代价，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就可以表示对他人的责难并对他人提出要求。然而他们自己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从而使他们内心的公正感得以维持。
神经症患者对爱的病态的要求，会不会由性生活不满足而推动的？
他们对爱、接触、赞赏、支持的全部渴望，会不会不主要由安全感的需要？而是由里比多的不满足所发动的呢？
弗洛依德把这一倾向说成是里比多的不满足造成的。但这一思想却是建立在某些前提的基础上的：它事先假设那些不具性色彩的表现，例如希望赞许、支持等愿望，都是经过“冲淡”或者得到“升华”的性需要的表现；更有甚者，它把温情也假定为受到抵制的或者得到升华的性劲力的表现。
一个问题出现了，对它的讨论使患者对医生产生了强烈的敌意；患者开始仇恨医生，在梦中希望他死。他立刻压抑自己的敌对冲动，变得异常恐惧，并出于安全的需要而紧紧的依靠着医生。当所胡过些反应依次发生后，敌意、焦虑便退居幕后，逐渐淡化。爱的需要开始高涨，它如此频繁而有规律的随着焦虑的发生而发生，以致我们完全有充分把握把它作为一种警报信号。
这一过程也同样发生在私人关系中，例如，在婚姻关系中，尽管丈夫在内心深处憎恨和惧怕他的妻子，他却可能紧紧地依附她，嫉妒她、赞美她，并把她理想化。
我们可以用一术语“过度补偿”来表示这种附加在暗藏仇恨之上的过分夸张的忠诚。
那些由于未发现内在焦虑的紧张而导致性欲高涨的人，往往容易天真的把自己强烈的性欲，归因于自己固有的天性和气质，或者归结为自己思想比较解放，能够挣脱传统和习俗的禁忌。他们所犯的错误，与那些高估计自己睡眠需要的人犯的错误完全一样。这些人以为自己体质需要十小时或者以上的睡眠，而实际上他们过高的睡眠需要，很可能是各种遭压抑的情感决定的。睡眠可以作为逃避内心冲突的一种手段。
一个需要以性行为减轻焦虑的人，显然是不可能坚持长期禁欲的，甚至连短期的禁欲也不可能。
今天的许多性行为更多的是作为心理紧张的发泄和输出，而不是来自真正的性驱力，它们更应该被视为一种镇静剂，而不应该视为性欢娱或者性享受。
赢得爱意味着通过强化与他人的接触来获得安全感。而追求权力、声望和财富，则意味着通过放松与他人的接触，通过坚守个人自己的位置来获得安全感。
正常人身上，权力感可能产生于意识自身在力量上的优越，还管这力量是指身体的能力或者力量，还是能力、成熟与智慧。
但是对权力的病态追求却来源于焦虑、仇恨和自卑感。
严格来说，对权力的正常追求来源于力量，而对权力的病态追求则来源于虚弱。
在我们的文化中，神经症患者之所以选择了这种方式，是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权力、名望与财富可以提供一种圈套的安全感。
首先，对权力的追求可以作为一种保护性措施以对抗孤立无援、无能为力的状态，我们已知这种状态乃是焦虑中的基本因素之一。神经症患者对自身任何一点软弱无能或丧失希望的感觉都十分敏感和极不情愿，因此他总是逃避那些在正常人看来是司空见惯的情境，例如接受他人的指导、劝告、帮助，对他人的依赖和环境的顺应等等。这种软弱无能的反抗，并不立刻就以其全部力量爆发，而是逐渐地，一点一点的增加其强度。神经症患者越是感觉到自己事实上受到这些抑制作用的限制，他就越不可能实际的肯定自己；而他越是感到事实上的软弱，他也就越是焦虑地想要逃避一切看起来与软弱有某种相似的东西。
其次，对权力的病态追求，可以被用来作为一种保护性措施，以对抗自觉无足轻重或者被他人看得无足轻重的危险。神经症患者形成了一种顽固的、非理性的权力理想，这种理想使他相信他应该驾驭一切，无论是多么困难的处境，他都应该立刻就能对付它。这种理想渐渐与骄傲感联系起，其结果，他不仅视软弱无能为一种危险，而且视为一种耻辱。他人分为“强者”与“弱者”，崇拜强者而且蔑视弱者。他对他视为软弱无能的一切毫不留情。他总是或多或少地瞧不起那些同意他的看法、顺从他愿望的人；瞧不起那些内心有种种禁忌、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情感因而总是显得表情冷漠的人。同样，他也瞧不起他自己身上的这些品质。如果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自己身上存在某种焦虑或者某种抑制，他就会感到耻辱；并因为自己有神经症而瞧不起自己，急于把这一事实掩盖起来。他也因自己不能独立对付这一困境而瞧不起自己。
对权力的追求所采取的这些特殊形式，取决于权力的缺乏是否是神经症患者最恐惧最蔑视的事情，一些特别觉的表现如下：
其中之一是：神经症患者往往希望控制自己，也希望控制他人。这种对控制的追求可以采取一种淡化的形式，即有意识地允许他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却坚持要知道他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旦有什么事情对他隐瞒，他就会索然大怒。
这种控制人的倾向，也可能受到强烈的压抑，因而不仅他自己，就是他周围的人都相信，他在允许他人享有充分自由方面十分慷慨大度。但一个如果彻底压抑了他自己控制他人的欲望，他就可能变得恹恹不乐；这样甚至当一个人赴自己约会迟到时，他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痛或者消化问题，但是这种生理失调的原因，他往往归罪于天气、饮食或者其它无关的原因。
许多表面上好像是好奇的心理，实际都是由希望控制一切的隐秘愿望所决定的。
同样，这种类型的人也往往希望自己永远正确，而一旦被证明出了错，即使微不足道的细节出了错，他们也会变得十分恼怒。他们必须比任何人知道的事多。可能面临一个不懂的问题，还得装懂，甚至杜撰一个答案，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不会答不会有损他们的名誉。
有时候，他们会强调希望预先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预言各种可能性，这种态度可能是不愿意出现任何不能控制的局势，不愿意冒任何风险的心理。
对自我控制的强调表现为不愿意让任何感情摆布自己。例如一个神经症女性可能感受到某个男人的对她吸引力，但一旦他真的爱上她，她又会突然转而轻视他，看不起他。这种类型的患者往往很难自由联想，因为那就意味着失去对自我的控制。
另一种标志神经患者对权力追求的态度是希望一切符合自己的愿望。
如果他人所做的事情不是恰好符合他的希望，或者不是恰好按他希望的方式、在他希望的时间去做，他就非常恼怒。
不耐烦的态度也与上述追求权力的态度紧密相关。任何形式的迁延、任何被迫做出的等待，都可能导致他冒火。而他自己并不知道有一种支配一切的态度，至少是不知道这种态度对自己影响有多大。不承认这种态度，不改变这种状态，确实更符合他的利益，因为这种态度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同样，也不应该让他人发现这种态度，因为如果他人发现了这一点，就有失去他人爱的危险。
这种不自觉的态度在恋爱关系中有重要而微妙的意义。如果情人未能恰好符合自己的愿望，比如迟到了、忘了打电话或者因事外出，女性神经症患者就觉得他并不爱她。她把这种事情视为她不被人需要的证据，而没有意识到，这种感觉是因为对方未能顺应她而产生的一种愤怒反应。这种谬误在我们的文化中的确十分常见，它在极大的程度上构成了不被人需要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神经症中又往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种反应通常是从父母那习得。一个支配欲很强的母亲，由于十分反感自己的孩子公然不服从自己，往往会相信并宣布这孩子并不爱她。在这种心理基础上，往往会产生出一种奇怪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几乎可以使一切恋爱关系归于失败。
一个神经质的姑娘由于瞧不起任何软弱无能而不可能爱上“软弱”的男人，但她又因为总是希望自己的伴侣顺从自己，而同样不可能与一个“坚强”的男人相处。因此，她内心渴望的男人是一个英雄、一个超人，而与此同时又十分软弱，因而会毫不犹豫的屈服于她的一切愿望。
追求权力的另一种态度是绝不让步的态度。
同意他人的意见或者接受他人的建议――即使意见与建议被认为是正确的――会被神经症患者视为一种软弱，而且哪怕是想到要这样做，也会在他们心里唤起一种逆反心理。那些顽固坚持这种态度的人往往会因为害怕屈服于他人，从面娇枉过地强迫自己采取一种相反的立场。
这种态度的最觉的表现方式，是神经症患者在心中暗暗的坚持认为世界应该适应他而不是他应该适应这世界。
精神分析中一个基本的困难就来源于这一点。对患者的分析治疗，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内省的知识，而是利用这种内省来改变患者的生活态度。而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尽管知道这种改变对自己有好处，却十分憎恶这种未来的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对他来说即意味着最后的让步。
性冷淡中也包含这一因素，因为性高潮的获得需要有完全放弃自我的能力。
对权力的追求，乃是一种对抗软弱无能感和无足轻重感的保护性措施。同样，对名望的追求也具有这一作用。
属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有一种迫切需要吸引他人注意、受到他人尊敬和崇拜的愿望。
他会产生以美貌、聪明才智、某种出色的成就来打动他人的幻想；
他会毫不节制，挥金如土；他会不惜一切地学会谈论最近流行的新书和最新上演的戏剧。
他不可能让不崇拜他的人作为他的朋友、丈夫、妻子和职员。他的全部自尊心都建立在他人对自己的崇拜上，而如果得不到崇拜他就会一蹶不振。
由于他极其敏感，由于他老是感到屈辱，人生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永恒的苦役。
这类人与自恋者的区别是，尽管他不断的沉溺于自我扩张，他这样做却主要并不是出于自恋的缘故，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对抗屈辱感和无足轻重感，或者，用正面的话来讲，是为了恢复被压碎了的自尊心。
他与他人的距离越远，他对名声追求就越可能向内发展。这时候，对名声的追求就发展为一种在自己眼中显得清高和优越的需要，而任何一种缺点，不管是被准确认识到还是模糊感觉到，都会被视为一种屈辱。
在我们的文化中，保护自己以对抗软弱无能、无足轻重、委屈羞辱的感觉，也可通过追求财富的方式来获得，因为财富能够同时给人以权力与声望。
以追求财富作为保护所对抗的特殊恐惧，乃是对贫穷潦倒、寄人篱下的恐惧。这种追求所具有的防御性，表现在神经症患者不能拿自己的金钱用于较大的享受。
当然，对财富的追求并不一定仅仅指向金钱和物质，也可以表现为企图占有他人的态度。
以上三种追求，不仅可以用来作为对抗焦虑的保障，也可以作为渲泻敌意的的手段。这种敌意究竟是表现为一种支配他人的倾向、一种侮辱他人的倾向，还是一种剥夺他人的倾向，则要取决于哪一种倾向的追求占了上风。
对权力的病态追求所包含的支配他人的倾向，并不一定公开地表现为一种针对他人的敌意。它可以伪装成有社会价值或者人本主义的性质模样，表现为诸如给予忠告的态度、爱管闲事的态度。
由他人反对导致的愤怒，也可能受到压抑，而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这时受压抑的敌意就可能产生新的焦虑。它可能表现为抑郁消沉或者疲劳萎顿。由于引起这些反应的事件是如此微不足道，因为它们完全不为人们所注意；由于神经症患者意识不到他们的这些反应，这种抑郁或者焦虑的状态就可能看上去毫无任何外来刺激。
由这种强迫性的支配欲所产生的更深一层的特性，缺乏与人平等相处的能力。这种类型的人要么必须领导他人，要么必须感到完全茫然、六神无主和软弱无能。
如果他支配不了，愤怒就会受到压抑，就会产生抑郁感、沮丧和疲劳感。然而，这种软弱无能的感觉却可能仅仅是一种迂回方式，以确保自己的支配的地位，或者表现自己因不能指挥他人产生的知敌意。这种软弱无能像鞭子一样抽打对方，以便驱使对方为他的意志服务，向对方索取无止境的关怀和帮助。
在心理分析中可以观察到这种行为。这种类型的患者可能会拼命索要帮助，但他们不仅不遵循医生的建议，而且还会对没得到帮助再现出愤怒。如果他们确实得到某些帮助，他们会设法消除医生通过艰苦努力得来的自我洞察和自我反省。最后这些患者会再次医生作出新努力，而这些努力又注定将再次失败。
患者从这种处境中可以得到双重满足：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软弱无能，迫使医生像奴隶一样为他服务，并获得一种胜利的满足；与此同时，这一策略又往往能够使医生产生一种无能为力之感――这样，由于患者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支配别人，他便找到了一种消极的方式支配别人。
在那些把追求名望当作头等大事的人身上，敌意往往采取一种想侮辱他人的欲望形式出现。这些人在童年时代往往都经历过种种屈辱，被其它孩子歧视，被人瞧不起；被父母视为玩物，时而受到纵容，时而又被羞辱呵护，冷落，痛骂等。这些经验往往因为其具有痛苦的性质而被遗忘，但一旦问题明显的涉及到屈辱，这些经验就会在意识中再度出现。但是在成年的神经患者身上，我们能观察到的，却仅仅是这些童年经验的间接结果而不是直接结果。这些结果之所以得到强化，是因为它们都经历了屈辱感――想侮辱他人的欲望――由于害怕受到报复而对屈辱高度敏感――更加希望侮辱他人，这样的恶性循环。
侮辱他人的倾向之所以受到深深的压抑，通常是因为神经症患者从自己的敏感中知道，当他自己受到侮辱时，他是如何痛苦和如何渴望报复，因此他几乎是本能的害怕别人也会对他产生同样的反应。尽管如此，这种倾向可能在他不知不觉的状态中表现出来，可能表现为无意间轻慢了他人，让他人长时间等待；无意间使他人陷入某种尴尬等，即使神经症患者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有侮辱他人的愿望，意识不到实际上已经侮辱了他人，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他心中仍然弥漫着无形的焦虑，表现为不断地担心遭到非难和屈辱。
由于这种对侮辱的极端敏感所产生的抵制作用，往往可能表现为希望避免任何可能伤害或侮辱他人的事情。例如，可能他不敢批评他人，不敢拒绝他人的要求，不敢解雇手下的职员，他往往显得过分考虑周全和过分彬彬有礼。
对权力、 ，其目标与功用可以大致列表如下：
目标 为获得安全感以对抗 敌意的表现形式
权力 软弱 支配他人的倾向
名望 屈辱 侮辱他人的倾向
财富 贫穷 剥削他人的倾向
阿德勒的成就就是在于发现并强调了这些追求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些追求在神经症患者的病态的表现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这些追求借以表现出来的伪装。但阿德勒却认为这些追求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倾向，其本身已不再需要任何解释说明。至于这些追求何以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变得如此强烈，他把它归结为自卑感和生理上的缺陷。
神经症患者会追求两个不相容的目标：一方面，他极具攻击性的追求“唯我独尊”；另一方面，他又极其渴望被一切人所爱。
这种夹在野心与爱之间的处境，乃是神经症患者内心的一个关键性冲突。
在病态竞争中的焦虑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乃是对失败或者成功的恐惧，对于失败的恐惧，一部分是出于对侮辱的恐惧。
神经症患者会把任何不符合其过高的事情都看作是失败。而任何形式的冷落，他会怀着强烈的敌意对些作出反应，会被视为一种失败，一种屈辱。
神经病患者的这种恐惧，可能是怕失败后别人幸灾乐祸，比失败本身更令他们害怕的，乃是他已经以某种方式显示了自己正在与他人竞争，然后才遭到了失败。
在他退出竞争，不作任何努力的过程中，他可能沉溺在各样消遣活动中，他会认为自己还是不要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这样更安全，他的格言是“安分守己，谦虚谨慎，最重要的是不要引人注目”
如果这种逃避倾向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性格特征，它就会使人不敢冒任何风险。不用说，这种倾向必须会导致生活贫乏和潜能的扭曲。因为，除非环境十分有利，否则任何幸福、任何成就的获得，都必然包含着冒险和努力奋斗。
在逃避竞争的许多方式中，有一种最重要的，是神经病患者在自己想象中，与竞争对手中创造了一种不可超越的距离，以使一切竞争显得荒谬可笑，从而在意识中消灭掉竞争心理。
要造成这种心理，可能通过把他人放在高不可攀的地位上，也可通过把自己放在一个无比低下的地位上，从而使竞争根本不可能实现。
这实际上是自轻自贱、自我贬低，即所谓“自贱作用”
这种人不仅始终只看到他自卑感的表面价值，他还会始终坚持其正确性。尽管他会因为这些自卑感而产生抱怨和痛苦，他却永远不接受任何证据来打消这种自卑感。
如果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完全能够胜任工作的人，他就会坚持说：他们高估了他，他所取得成就不过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假象。
这种人在四十岁之前一直认为自己太年轻，还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担任领导；而过了四十岁之后，他又转而感到自己已经太老，再也不能提出新见解或者担任领导工作。
这种邪恶的自卑感的价值就在于：通过自己心目中贬低自己，借此使自己显得低人一等以限制自己的野心，于是与竞争心理相关的焦虑就可以得到缓和。
具有强烈自卑倾向的人，有可能在梦中见到他的竞争对手超过了自己，或者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上。
所以这些梦可能显得不符合弗洛伊德关于梦是愿望的满足的见解。其实，如果直接的愿望满足会带来太多的焦虑，那么缓和这种焦虑就会比直接的愿望满足更为重要。因此，当一个害怕自己野心的人梦见自己被人打败，这并不表示他希望失败，而只是表示他宁可失败。因为相对来说，失败对他的危害更小。
自我贬低被用来控制野心的程度，同样也见于之一事实，这就是，遭到贬低的能力往往正是个人最强烈渴望超越他人的那种能力。如果一个人的野心是在知识上优越于他人，那么智力和才华就是他实现这种野心的工具，因而必须会受到贬低。如果他的野心具有爱欲的性质，那么容貌和魅力就是实现这一野心的工具，并因而会遭到贬低。这种联系是如此常见，以致我们根据自我贬低倾向聚焦在哪一点上，就可以猜测出一个人最大的野心是什么。
与精神病患不同，神经症患者老是禁不住要怀着痛苦的敏感，把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不符合他头脑中幻想的琐事放在心上。因此，他对自己的评价自然摇摆不定，一会觉得无比伟大，一会又觉得一文不值。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就在他相信自己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的同时，他又会惊奇于别人居然认为他十分重要。或者，就在他觉得自己十分可怜，十分低贱时，他又会因为别人居然认为他需要帮助而感到愤怒。他的这种敏感，可以比之一个周身疼痛的人，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接触都会使他立即退缩。他很容易感到伤害、蔑视、冷落、渺小，并相应报之以复仇般的憎恨心理。
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恶性循环”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这些夸大的幻想显然具有某种安慰价值，并且以想象的方式给人以某种支持。但与此同时，它们却不仅强化了逃避的倾向，同时还以敏感为中介，产生出更大的愤怒，并因而产生出更大的焦虑。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严重神经症，但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它们也同样见之于不那么严重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就是患者本人也往往难以察觉这种情形。然而另一方面，只要神经患者能够从事某种建设性的工作，就可以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通过这种方式，他的自信心会日益增长，因而他那些夸张的幻想就再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神经症患者对权力、名望、财富的病态追求所导致的“恶性循环”，其主要轮廓可大致表示如下：
焦虑、敌意、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对权力或者其它事物的追求――敌意与焦虑的增加――逃避竞争的倾向（伴随着自我贬低的倾向）――由此而导致的失败和在潜能与成就之间出现的差距――过分高涨的优越感（伴随着嫉妒心）――不断增多的自大幻想（伴随着嫉妒的恐惧）――越来越敏感（伴随着新产生的逃避倾向）――越来越多的敌意和焦虑。由此而重新开始下一轮循环。
这种逐渐形成的发展的绝望感，乃是嫉妒借以不断发生的基础。它主要并不是对某一特殊事物的嫉妒，而是尼采所说的生存嫉妒，即对每一个感到更安全、更平衡、更坦率、更有自信的人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嫉妒。
在神经症的外在表现中，犯罪感似乎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们往往感到自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以此来解释自己的痛苦，它可能随着于某些为社会所禁忌的思想或者行为，例如手淫、乱伦的愿望，希望自己的亲人死去等。
这种人往往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产生犯罪感。如果有朋友不上门或者很久不联系他，他就会自问是不是得罪了他。如果有什么事出了差错，他总是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即使他人明显的做错了事情，明显对不起他，他仍然会想方设法责怪自己。
神经症患者对别人反感自己的强烈恐惧，以及对别人发现自己内心隐秘的强烈恐惧，进一步提示出这种模糊的犯罪感的存在。在他们同精神医生的讨论中，他可以使自己的表现就像是罪犯与法官一样的关系，以此很难和医生合作。
对完美主义的强迫性追求，在极大的程度上，也来源于这种希望避免任何被人反感的需要。
最后，如果某种不利事件发生，例如失去了某种机遇或者遭到某种意外，神经症患者也往往可能明显感到轻松自在。这种反应，很可能使我们假定，即认为神经症患者的犯罪感是如此强烈，以致他需要使自己遭到某种惩罚，以便消除这种犯罪感。
事实上，神经患往往坚持自己的罪过，并且拼命抵抗一切企图开释他的努力。单是这种态度，就足以表明他之所以顽固坚持其犯罪感，他像顽固坚持自卑感一样，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具有重要功能的倾向。
一般来说，真诚的对某件事感到悔恨和羞耻，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向他人表达则更加痛苦。然而，我们看他，他们在表达我们称为犯罪感的这种感受时，却显得十分欣然和爽快。
同时，神经症患者的自我谴责，并不真是相信自己一文不值，他看似被犯罪感所淹没，如果这时真有人对他的这种自我谴责当真，他很可能变得怒不可遏。
弗洛依德讨论忧郁症患者的自我谴责时，也曾经指出：神经症患者一方面表现出犯罪感，另一方面却缺乏本应随之而来的谦卑感与羞辱感。就在他宣布自己一文不值的时候，即会强烈的要求别人对他关心体谅并崇拜，而且这时还不愿意接受一点最轻微的批评，这是一种明显的矛盾。
他们对于批评的敏感，也可以被这样一种信念所掩盖，它就是：只要是这种批评是建设性的，善意的，我就能很好接受它。
但这一信念只是掩护自己的屏障，实际上，即使显然是善意的忠告，也可能引起他极大的愤怒，因为任何形式的忠告，都意味着批评他不够完美。
因此，我们明显看出：那此看上去仿佛是犯罪感的现象，绝大部分是焦虑的表现或者是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御机制。
神经症患者往往比正常人更倾向于用犯罪感来掩盖自己的焦虑。与正常人不同的是，他不仅害怕那很可能发生的后果，而且还会用与实际情形极不相称的恐惧，预先想象到某些后果。这是一种夸大的想象，预感到某种惩罚、反复或者抛弃；或者，他的恐惧也可能完全模糊不清。但不论其性质如此，他的这些恐惧全都集中在一点上，我们称之为怕遭到反感的恐惧，或者，如果这种恐惧已经形成一种信念，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怕人发现隐秘的恐惧。
怕遭反感的恐惧在神经症中十分常见。几乎每一个神经症患者，不管他表现多么充满自信，对他人的意见是如何漠不关心，实际上他对被人反感，对被人批评和指控，对被人发现其隐秘都极其害怕和高度敏感。
神经症患者往往很难在医生面前谈论有关死亡愿望、手淫、乱伦的愿望的想法，因为他们对这些经验和想法有极大的犯罪感，他们为此感到罪过。
然而，一旦他们有信心来谈论这些问题，只要发现这些经验与想法没有遭到医生的反感，他们所谓的“犯罪感”就立即消逝了。
但他们怕被人反感的敏感程度却基本上毫无改变。这一现象，使我们得到这样一结论：犯罪感并不是怕遭受反感的恐惧的原因，而它的结果。
对遭人反感的恐惧可以表现各种形式。有时候，它表现为不断害怕得罪他人。例如，可能不敢拒绝别人的要求或者邀请，不敢不同意他人的意见，不敢表示任何愿望；惟恐不合习俗，违背了某些既定的标准，惟恐以任何方式标新立异，引人注目等。它也可以表现为不断的害怕别人了解自己，当他感到有人喜爱自己的时候，总是倾向于退缩，以免别人一旦了解自己的秘密后就把自己的遗弃。
引起怕遭反感的恐惧的主要原因，是神经症患者显示给世界和自己看的“面孔”（即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与隐藏在这一面恐后面的所有一切受到压抑的倾向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尽管神经症患者因为不能与自己成为一体，因为不得不始终保持所有这一切伪装而备受痛苦――他自己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仍然不得不全力以赴地保护这些伪装，因为它们是保护他不受自己的潜在焦虑袭击的屏障。
正是这些他他必须隐藏的东西，构成了他怕遭反感的恐惧的基础，这也就可以很好的理解，为什么某种“犯罪感”的消逝，并不能把他从恐惧中解放出来的原因。说得简单点，因为他人格中的不真诚，或者宁愿说，正是他人格中病态的那一部分不真诚，造成了他对遭人反感的恐惧；而他之所以害怕被人发现内心的隐秘，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真诚。
他首先要隐藏的，这就不想自食其力，自立自强，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或者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相反，他内心深处始终坚持要依赖他人而生活，不管是通过支配、剥削他人的方式，还是通过温情、爱、或者顺从的方式。一量人们接触到他这些敌对反应或者隐秘要求，他就产生大量焦虑。
其次，他想隐藏的是：他感自己是多么软弱，多么不安全，多么无能为力，他的自信心是多么薄弱，他的焦虑是如何强大。由于这一原因，他建立起一副有力的面孔。但是他对于安全感的追求越是集中在支配他人上，他的骄傲就越是与力量相关联，他也就越是从头到脚地瞧不起自己。他不仅感觉到软弱中存在着危险，而且认为无论在自己还是别人身上，软弱都是十分可耻的事情。他把任何不足都视为软弱，不管这种不足是指不能做一家之主，不能战胜某种内心障碍，不得不接受他人的帮助，还是不能摆脱自己心中的焦虑。由于他从根本上蔑视自己心中的任何“软弱”，由于他老是担心他人一旦发现了他的软弱，就会同样瞧不起他，所以他竭尽全力，不顾一切地隐藏这些软弱；与此同时他又总是害怕自己迟早会被人发现，由此产生持续的不断的焦虑。
因此，犯罪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谴责，不仅不是怕遭反感的恐惧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而且，它们还是对抗这种恐惧的一种防御措施。它们同时致力于获得安全感和掩盖真实问题的双重目标。而后一目标的实现，不是靠把注意力从应该隐藏的内心隐秘上转移开，就是靠极大的夸张这些隐秘来使它们显得不真实。
自我谴责不仅可以保护自己、对抗被人反感的恐惧，而且还可以通过说反话的反式，来得到下面的安全感。即使这时并没有局外人被牵扯进来，这些自我谴责也可以通过提高神经症患者的自尊心来使他获得安全感；因为自我谴责意味着自己有如此敏锐的道德判断，因此才能够谴责自己身上那些被外人忽略了的过错，这一点，最终将使他感到自己确实了不起。
除此之外，自我谴责还能给他以宽慰，因为它们很难得涉及他的真实问题，涉及他对自己的不满，从而事实上给自己暗里中留下一条活路，使自己相信自己毕竟不算太坏。
避免被人反感的其它方式，与自我谴责截然相反，但仍然能达到同一目的，它是通过使自己永远正确或者十全十美，不给别人留下任何批评的把柄和理由。这种态度可以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于竟需要使自己在一切最无足轻重、最微不足道的琐屑小事上都显得总是正确的，因为对这种人来说，任何细节的错误，都可能遭来全盘皆错的危险。这种类型的人通常都不能容忍最细小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容忍情感上的不同偏好，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是有一点不同意见，那就等于是对自己的批评。
这种倾向在极大程度上，解释了所谓的“虚假适应”。这种态度见之于那些尽管有严重的神经症，却仍然设法在自己眼中，有时也在周围人眼中，保持“正常人”的样子并假装很能适应环境。这类神经症患者，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出错的预言，他心中一定有极大的怕遭反感和怕被人发现内心隐秘的恐惧。
避免遭人反感的第三种方式，是借无知、患病或者无能为力来寻求庇护。例如一个女神经症患者，她可以用无知和愚蠢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以此来逃避被责骂和惩罚的危险。
原则上，任何一个感到自己是不负责任、不堪信任的游手好闲的顽童般的人，都会采用这样的策略。
避免他人任何形式的反感的最后一种防御措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种防御措施，是感觉到自己成了他人的牺牲品。
由于感到自己被他人利用，神经症患者就可以避免谴责自己的那种想利用他人的倾向；由于感到自己可怜地被人冷落和忽视，他就可以避免谴责自己那种想占有他人的倾向；而由于感到他人对自己毫无帮助，他就可以避免使他们看出自己有企图打败他们的倾向。
这种策略是这样经常的被使用和如此顽强地的被坚持，因为事实上，这正是最有效的防御方法。它保证了神经症患者不仅能够免于自责，而且同时还可以反过来谴责他人。
自我谴责的另一种功能，是使神经症患者看不出自己有任何必要改变民，而且事实上用自我谴责代替了自我改变。相对人格作出任何改变，任何人都极其艰难的。然而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这一任务是双倍艰难。这不仅因为神经症患者难以发现自己有改变人格的必要，而且也因为焦虑使他人格中的许多态度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他非常害怕看见自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并因而退缩不前，拒不承认自己有任何改变的必要。
悔恨自责确实比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容易得多。
顺利提一句，神经症患者蒙蔽自己，不使自己意识到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另一种方式，是把自己现有问题理智化。那些喜欢这种做法的患者，从获取心理学知识，包括获得与自己有关的心理学知识中，得到极大的理智上的满足，但他们却就此止步，停滞不前。这样，这种理智化态度就被他们用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避免从情感上体验到任何东西，从而避免了使自己真正地意识到有必要改变自己。
我们对犯罪感的讨论，可以非常简略的总结如下：当神经症患者指责自己或者表现出某种犯罪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追问的并不是“究竟什么东西使他产生了犯罪感”，而是“这种自我谴责的态度究竟可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我们发现的最主要的功能是：表现其对于反感的恐惧，防御这种恐惧，避免对他人作出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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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ackpig
来源：www.skcir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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